日前，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文件要求，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资本下乡，让资本扎根土地、服务“三农”，是实现这一要求的必要之举。然而，最近有媒体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下乡资本“跑路”、涉农项目烂尾；土地流转出现纠纷，农民利益受损；流转土地出现“非粮化”“非农化”现象。这让人思考，如何确保下乡资本真正为乡村振兴服务？
振兴乡村，离不开资源投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无论税收、农产品还是廉价劳动力，“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情况多，人财物的主流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今天，要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市的资源尤其是资本反哺不可或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某种程度上，集体土地“三权分置”、允许经营权流转，也是希望工商资本为乡村振兴发挥杠杆作用。引导有实力的公司加入运作，既能利用农村闲置土地、整合农业生产要素，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加速脱贫步伐。
资本下乡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发挥资本作用、有效防范相关风险。但现实同样提示我们，不能忽视潜存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有效防止资本跑马圈地、视下乡为短期政策套利，最终“跑路”“烂尾”。现实中，一些项目追求利润、盲目上马，却因无法抵御风险造成“毁约弃耕”，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因此，应当在土地流转时建立识别机制，引进真正愿意深耕当地的资本力量，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资本率性退出设置应有的“闸门”。架设好必要的“防火墙”，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本下乡的作用。
让资本安农富农，具体而言，还有赖于建立更加牢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例如，活用长期购销合同，实现企业与农民的“共进退”；实行租金预付制度，减少土地流转风险；创新农产品价格保险，应对市场波动风险，等等。很多时候，个体农民甚至村集体的谈判能力不强，也呼唤地方政府积极介入到维护农民利益的进程中。此外，地方政府或部门也应克服功利心态，比如不顾地方实际、忽略农民意愿，将小农业强扭成大农业。
大国小农，是中国农业的基本面，决定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农业人口近半数，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意味着“三农”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因此，既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同时，更要牢牢把握中央精神，“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以农民之心为心、蹄疾步稳地推进改革，应成各地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遵循。
1979年初，面对悄然生长的包产到户实践，质疑之声四起。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只要老百姓（55.780, 0.00, 0.00%）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今天，面对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想尽一切办法振兴乡村、发展农业、造福农民，是新时代的要求。用好资本力量、增进农民利益，中国农村必能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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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人民日报谈资本下乡：对资本率性退出设置应有的闸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