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块地”之一的宅基地，改革试点至今已两年有余，部分地区取得成效，但也有地方“操之过急”。
在1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上，总结过去数年宅基地改革经验，并为未来改革提出要求和指导。强调拓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已经有了前期实践基础，要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明确改革不得以买卖宅基地为出发点，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宅基地与户籍制度相伴而生，自1958年实行城乡二元制结构体制以来，中国农村长期实行“一户一宅、无偿取得、长期使用”的宅基地制度。即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其个人使用权的流转必须限制在本集体（一般为村）之间，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不受法律保护。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中国城镇化率由1980年的不足20%，增长至2016年的57.35%，且有不少观点认为中国城镇化率被低估。这让农村宅基地制度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动，“空心村”问题十分突出，“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等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不畅，部分“农二代”“农三代”宅基地取得困难，农民的宅基地财产权利难以“变现”。
有鉴于此，中办、国办于2015年2月发布文件决定在全国选定部分县（市、区）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工作，宅基地退出乃方向之一。
部分地区出现“操之过急”现象，主要是近两年三四线城市为了配合房地产去库存，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出台农村户口进城购房后将宅基地和耕地归还集体后，将得到数万元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等政策。“利诱”之下，农民进城买房积极性提升，不少农民放弃了原本难以变现的宅基地和耕地使用权。
一般认为，宅基地和耕地是农民最后的保障，因为农民大多没有养老保险，一旦农民在城里难以生活时，至少可以回农村种地，中央深改组会议明确的改革要求，正是基于此。的确，宅基地改革出发点不是买卖，农民进城落户也不应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为条件，但宅基地改革仍不能回避退出问题。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是农耕社会，2016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已降至8%水平，且农林牧渔大部分产值依靠农业现代化。不可否认仍有农民将土地作为保障，但农民更多的收入来源于到城市务工，参与到工业和服务业生产中。而且，到城市常住乃至购房生活的农民不在少数，部分70后，绝大多数80后、90后农民，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对他们而言，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很难说是最后的保障，这些农民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将土地财产权依法合理退出变现。
因此，可通过宅基地入市、宅基地整治盘活等方式，在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坚持依法自愿、合理补偿、集约利用、用途管制原则，推进建立符合农民合理需求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
与此同时，应加大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配套和产业就业方面的支援，并通过整治“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等乱象，保障农民合法取得和拥有宅基地，让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宅基地改革目的在于促进农村发展、保障农民利益，无疑也是顺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举措。
（原标题：深改组：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进城落户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