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朱罗纪）
所有事情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关于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大的讨论，在我10多年前毕业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这不影响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今天奔向一线城市的年轻人，面临着比我们那个时候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个生存挑战，催生出有关“beijing折叠”这样的恐惧，也催生出有关是否要“逃离大城市”的论战。
我注意到，大部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结论偏向极端化。比如说，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就是回到小城市。这种极端化的对立，其实未必能够回应年轻人真正的心声。
从房地产观察的角度来看，有几个问题需要辨析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要正视一线城市留给普通年轻人的机会空间在缩窄。
以深圳这样一个超大城市为例，现在的这座城市，什么样的年轻人会更有优势？
我观察到，会有两类人。
举两个亲身接触的例子。
一个是，我前段时间在文章中谈到的，一位中介小哥转述，有一个在福田CBD做金融行业的90后，海外留学归来深圳，老爸打了3000万，要他先在深圳买套房作为安身之所。像这样的父母给钱的案例，这些年来不是个案。我相信各位身边都遇到过不少了，当然像这种千万级的属于极少。
另一个是，我在一个“孔雀群”，所谓孔雀群，就是深圳的“孔雀计划”——引进境外精英人才（包括香港）的。我注意到，里面讨论比较多的是：深圳的购房补贴。我们都知道，深圳为了引进“孔雀”人才，给出了大手笔补贴——最新的补贴政策是，最低的C类人才补贴总额为五年160万，A类人才补贴总额为五年300万。（这个侧面也说明了：哪怕是高学历年轻人，现实压力都够大）。
可以归纳出的一个结论是，未来深圳两类人才会比较有相对竞争优势。第一类是比较有才的，就是带着才华来的，竞争能力很突出，比如学历更高、精通外语更多、专业能力更突出等等。另一类是比较有财的，就是带着钱来的，家里比较有钱（可以一来到深圳就能买得起房子），甚至是富二代。我们说，在一线城市买房，你需要6个钱包来支持，那么，这类人是属于自带6个钱包来的。
这里面，前一类人才还会得到政策加持——就是上面说的孔雀计划或者是人才住房政策。如果你学历特别高、专业又特别属于深圳急需，那么就很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这个支持包括购房补贴，也包括之前新闻披露的税收减免（有机会执行15%税率），相当于是实际收入大幅提升。
压力山大的是家庭背景普通的年轻人。如果你家境普通，而才华也一般，那么就属于压力最大的一类。当然，在一线城市，年轻人也从来都没有轻松过。但现在的情形，对那些家境普通（无论才华普不普通）的年轻人，城市给他们的机会更加窄仄了。他们想要在大城市活得还不错，需要更加倍的努力才行。
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实情转变，这个实情，会影响到我们讨论的侧重点——比如原来侧重说大城市的机会多，现在可能要侧重说年轻人的调适。
第二个问题是，要正视逃离“大城市”是个伪命题，真正逃离的只有“超大城市”。
大量的讨论文章，直接冠以“我劝你死活都要留在大城市”的论调，其实都是伪命题。年轻人从北京“逃离”到武汉，从深圳“逃离”到东莞，从上海“逃离”到成都，这不叫逃离“大城市”，因为武汉、东莞、成都，不但是“大城市”，而且是“特大城市”，你只是从“超大城市”去了“特大城市”，连特大都没有跑出去，何谈逃离“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也就是说，这里面存在着非常不严谨的理解。
要说逃离，真正进入我们讨论范畴的“逃离”，仅仅是年轻人对“北上广深”那几个“超大城市”的“逃离”。更为广泛的故事是，中国660多座城市中，年轻人依然是挤破头的想进入“特大城市”、“大城市”。即便是对北上广深的“逃离”，也并未成为一种无比严峻的挑战。当然，情况比以前是越来越压力大了，这是需要正视的实情转变之二。
所以，中国目下真正发生的人口调整，不是“深圳”和“三亚”之间的人口竞争，而是“深圳”和“成都”之间的竞争。除非有特别的理由，每年千万级的移民中，没有多少年轻人会选择去大理、三亚。的确是山清水秀，也的确是清水豆腐。
第三个问题是，年轻人还要不要来“超大城市”，或者是要不要逃离？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去常住人口1000万+的“超大城市”，和去常住人口500万+的“特大城市”，都差不多。或者说，城市规模、形象，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真正的判断标准是：工作和发展机会。
按常理推断，超大城市当然更多，但是特大城市也并非弱势。对于个人而言，这个选择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但是对于我们观察者而言，你在超大还是特大，差别并不那么大。并不是说你离开深圳去武汉，就是一种“逃离”，（仅仅是因为生存压力）离开深圳去兴化，也许那才叫逃离。
如同前述所言，年轻人还要不要来“超大城市”，还取决于一点：你的竞争能力和勇气。如果你有财又有才又能得到政策的扶持，那当然要去超大城市——也许那类的年轻人也根本不需要你去给他什么建议。但如果你什么都很一般，你还要不要去超大城市？现在的确需要费一番思量，大而化之的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认为鼓励每一个年轻人杀向“超大城市”才是对他们“负责任”，未必适合他们。个人需要认真评估自己，如果你特别想挑战自己，又自觉有一身好武艺，自然还是要去超大城市闯荡一番。年纪轻轻，争不恣狂荡？如果不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一样有另一番收获。
第四个问题是，城市的政策取向甚为重要。
我注意到，有一类观点很走俏：大城市的竞争是公平的，是优胜劣汰的，大家都要愿赌服输，“当年我们也是这么苦过来的，凭什么你们就要不一样？”
道理显然是对的，但我想讲的是，这个问题恰恰是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的：政策不能一边说着帮助年轻人，一边又推行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取向。
现在的实情是，各大城市，包括深圳在内，都推出了吸引人才的诸多优待政策，补贴一个比一个多。这样的思路，当然不能一棒子打死。好处自然有，最大的好处是，（通过财政转移）实际上大幅提高了优秀年轻人的收入水平。但是也有弊处，对于普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竞争优势更差。因为，政策制定者给出的政策，是倾向于优秀人才，越优秀的人才得到的补贴支持越多，越一般的人才越得不到补贴。到最后，实际结果反而是加剧了大部分普通年轻人在城市生存的困境。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成功扭转了“结果公平”，“机会均等”是城市迈向伟大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实际上，机会均等耶很难做到，眼下的政策取向，更难以实现，这是需要认真审视的。
最后一个问题，普通的年轻人要怎样面对这些实情？
大部分的普通年轻人，当天空手空臂来到超大城市，是没有6个钱包的，而且可能还需要给老家额外预留1个钱包。
又在超大城市上述欢迎与包容年轻人的政策取向下，普通年轻人如何去面对、理解、以及适应这般新状况？
如果说有什么有用的建议，我认为，普通年轻人最需要建立的一种心态是：继续坚定接受竞争。在所有的劝勉中，这是我认为唯一一个最不骗人的思维了。
个人如何选择不论，但倘若你选择了继续呆在超大城市，那么，早日树立这个心态是至关重要的。竞争，是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最为重要的概念。无论在哪个时间段，出现了多少妨碍竞争的政策，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根本点上。就像贸易理论里最重要的一点——“必须要进行贸易”一样。无论你现在打得再凶、时间多久，早晚还是要回来老老实实做生意。“起点”不一致，的确值得重视，但过分担忧也于事无补。不妨豁达一些，要注意到，那些获得政策补贴的优秀人才，代表的更多是“过往”的优秀，未必就代表未来。从“人才”的最终发展来看，大家还是得靠精神的进取、才能的提升、机遇的把握，政策只能管一时。
最为不取的，是耽于外物，牢骚太盛，却少行动。
（原标题：一线城市越来越难生存,普通年轻人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