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今天能参加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今天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日本城市化的经验。第二是日本城市化的教训，这个教训很重要，日本走的弯路中国是不是可以避免。第三是简单提示一下，我认为中国城镇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日本城市化的经验
这是东京大都市圈地图。大家知道东京大都市圈是以江户时代江户城为一个核心，扩展到周边的卫星城，再扩展到广域的城镇区域，覆盖了整个关东地区。关东地区聚集了日本30%以上4000多万人人口。东京核心区和关东广域地区间，通过各种交通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人员、物流、资金、信息相连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国际大都会体系。
这是日本全国铁道路线图。第一张图是，1873年明治初期的日本铁道图。日本第一个铁道是在东京新桥站修建的，图上只有一个点，到1900年时已经有了一些胡须，到了1950年，战后不久，这个铁路修的已经不错了，形成了网状。到了1975年时，仅仅25年间，也就是历史上日本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整个网络修的就相当完整了，基本上和现在差不多了，就是说，从1873年到1975年用了大约100年的时间，日本修建了和现在差不多的铁路体系。最后一张照片是2003年的路线图。
这是东京铁路路线图。大家知道世界银行和各国政府很重视叫“公共交通向导开发城市”TOD的概念，目前东京是TOD程度最高的一座国际城市。简言之，东京大都市是以历史形成的城市为基础，产业发展带动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现代化城市。另外，整体日本人口在减少，但是东京的人口还在增长。
为什么大都市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为什么人口流向大城市?这张图说明了很大问题，希望大家认真看。这有两个曲线，请看绿色曲线。从1955年到2005年，左边的坐标是从农村流进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名古屋地区的人口，从1955年到1970年左右，每一年都有大约40-65万人的人员流入三大城市，但到了1970年以后流入人口有急剧的下降。大家知道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但对城市化流入人口没有直接的影响。但72年准备上任总理的田中角荣写的一本书叫《日本列岛改造论》对日本城市化有直接的影响。“国土均衡发展的政策”就是他担任总理后实施的新政策，之前大城市人口发展非常快，国家的资金主要投资在大城市里，但“国土均衡发展的政策”把资金流向非大城市;“城乡”投资比例从此变得地方大于大城市。到了1976年左右，东京流出的人口大于流入的人口，一度呈现了负数;在1995至1996年泡沫经济崩溃后也有类似呈现负数的情况。但75年以后总体平均流入人口从0-10万人徘徊，只有一次超过10万人是在1985至1990年的泡沫经济形成时期。
请看红线。这是日本全国都道府县共47行政区中人均收入最高的5个行政区和最低的5个行政区的差距倍率。大家注意到这条红线和刚才的绿线走的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红绿两条线有紧密的相关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看1970年的红线，人均收入差距刚好2倍，之前大城市流入人口较多的时候，这个差距都在2倍以上，但收入差距下降到了两倍以下的时候流入人口就开始下降，下降到收入差距在1.6倍的时候，几乎人口就不流入了。为什么1.6倍是个坎?原因是城里的物价比较高，乡下人跑到城里不合算。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不到3倍，但最近几年有所增幅。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大家今天讲了很多有关全要素生产效率(TFP)的问题，在这里我要讲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转换的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显示的是从1950年到2015年，跟前一页显示的年份差不多。黄色表示的是第一产业的总人口，在1950年时有48.6%，将近50%的农民人口。蓝色的是第二产业人口，50年时有21%，服务业人口是29.7%，将近30%。到了我们讲的日本经济比较关键的转折时期即1970年初时，农村人口从50%已经降到了10%左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变成了五分之一，被谁吸收了呢?主要是二产(21%--35%)和三产(30%--55%)。
大家都知道从第一产业即农业到第二产业即工业人口转换的时候，换句话来讲是城市化的过程中，是生产率爆发性提高的时候，加之农村人口现在只有五分之一了，如果产出不变，农村的劳动生产效率还可提高五倍!到了2005年，大家看到服务业人口比例发展到了71%，工业人口从1970年的35%降到了25%;农业从10%进一步降到了4%左右，也就是说在1970以后的转换主要是靠农业和工业人口转到到服务业即第三产业实现的。
大家知道，不是什么样的服务业都会带来高效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日本为什么50-70年期间GDP增长最快的原因了，因为恰好在那时日本实现了，第一产业至第二产业的转换，也是城市化从不到50%增长到了80%以上。另外日本统计显示，日本大城市里的服务业因为规模效应的关系比中小城市的服务业效率高一倍。
我们总结日本城市化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要素提高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从第一产到第二产的人口转换释放巨大的生产效率; 2，服务业的内容极为广泛，生产效率高低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而论，工业人口转移服务业的效率提高低于第一产业转换第二产业的生产效率;3，大城市的服务业生产效率高于中小城市的效率。
总之，我们强调城市化的过程中TFP的重要性，除了上述一、二、三产的人口转换以外重要的是，城市化对提高创新能力的作用。吴敬琏老师讲，“在人员、资金、技术聚集的地方能够产生新的理念和思想，通过彼此的交流和竞争可以产生出技术、盈利模式和制度的创新”。所以如果有了正确思路和实施，现代城市化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动力。
城镇化的“弊”在哪里?
大家知道污染，交通堵塞，贫民窟，治安等，这些问题是各国共同的问题。另外非城区农、牧、渔业新的发展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建设是一个新的挑战。
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扬弃利弊的过程，一方面不断实现产业自身发展和升级，同时还要不断改善和克服城市化带来的弊端，这就是城市化的一个本质。这里重要的理解是，城市化的顺序首先是企业发展，带来就业扩大，然后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再加上城乡互动，而不是相反。我们千万不要先有一个土地的城镇化，再有人的城镇化，这个顺序是有问题的。
日本政府起到了什么作用?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起的作用极其重要，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和规划的制定。要做城建、基建的规划和资金配套政策。在决定这些较大政策一般都需要通过国会制定法律，这也是政府主要的职能。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首先是对1.3亿的国民必须是公平的，其次必须是综合性的，比如我修地铁或铁路跟城建不搭边就不行，一定要综合搭配。最后是与时俱进。
第二是协调和实施。刚才讲过城市化不管是在经济产业上、人的居住方面或建设社会环境等涉及面非常广，所以不仅需要做政府不同部门的协调，还要做跨地区(东京周边还有七八个比较大的县)的协调，当然还有做政府和民间企业和居民的协调。但是这么庞杂的协调怎么做呢?在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个日本的协调制度。这就是各种政府审议专门委员会，比如与城市化有关的组织之一，叫首都圈建设委员会。在历史上首都圈建设委员会成立过4次，每一次大约存在十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从50年代开始，每次制定和实施首都圈建设计划时，由首都圈建设委员会来协调各方意见。这个委员会由总理来牵头，因为只有总理才能协调这么大地区的综合性问题。在该委员会下面还有不同目的的分会，在各层级都聚集了各方面顶尖的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和利益团体的代表。各委员会的建议国家必须重视，因为向政府提出的建议不仅要公开并对政府有较大的约束力。假如政府的决定和委员会的建议有较大出路的话，政府在国会中是会被质问的。
第三是执行组织的建立和管理。战后不久日本成立了日本开发银行、住宅公团、道路公团、住宅金融公库等相关机构，尤其在城市化前期，比如经济房和廉租房的建设等，对于缓和大都市居民居住困难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总结一下政府的作用。这里重要的一句话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有效政府可以发挥极大力量，而无效政府越发挥破坏性越大，而市场导向是成功的关键”。2013年，我们请了和泉洋一总理助理到北京讲日本城市化的经验，他原来是在国土厅担任过宅局局长，是城市化问题的第一人。他在会上讲了这么一句话：“日本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伴随的产物，是自发演进的过程，而完善城市建设是对这种总趋势的追认。如果误判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政府主导推进的城市化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建言里有文字记载。
第二部分，日本城市化的教训
2-1 的PPT表示，从1950年到1973年之间的GDP的平均增长率是大约10%，1974至1991年降到约5%，到了1992至2012年进一步降到1%。 GDP下降是有各种因素组成的，石油危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还有“少子老龄化”问题等都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是，1970年以后，在“国土平衡发展政策”的指引下，政府搞了一个撒芝麻一样的全国基建潮和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大兴基建。日本经济学家后来总结证明，这两项全国性大兴基建造成了很多低回报或没有回报的投资，完全是失败的。
在前面讲过，三大都市圈的人口流入和城乡差距有很大的相关性，同时我们也发现和日本城市化进度和GDP增长速度也有很大的相关性：当城乡差距少，城市流入人口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城市化进展缓慢，GDP增长就会下降。城乡差距为什么减少呢?这就是前面讲的政府对地方大兴基建有关。城乡差距少有什么不对呢?如果它是大城市和地方形成综合性良性发展的结果的话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这差距减少是靠长期政府财政投入人为拉动的话，这种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里重要的概念是，大家说的全要素生产效率TFP的下降。
请看这一张PPT。从1955到1968年，整个经济发展平均10%;其中增加劳动力带来的贡献率是1.6%左右(人口红利);增加资本投资的贡献是2.7%左右;其它的部分5.7%就是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贡献。但是到了1974-1989年期间，GDP从10%降到不到4%，其中资金增量的贡献2.1%左右和过去降了一点点;劳动力增长率因人口红利越来越少贡献率只有0.3%左右;而最大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从5.7%下降到1.5%左右。这是和前面讲的，和政府的两个投资错误政策紧密相关。
第三，日本城市化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总结日本城市化的三句重要的话：第一，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第二，市场导向的城市化;第三，政府顺市场而为的城市化。
我认为这三句是城市化最核心原则。我不认为日本按照这个标准都做到了，但是至少按照这个标准来做了规划，做了总结。日本城市化的实践告诉我们，凡是按照这个原则执行时，城市化进程是比较成功的;而没有按这个原则执行时，结果是无效的、甚至是失败的。
下面我们拿这个标准再来看一看中国城镇化有什么问题。
中小城市同步发展(严格控制特大超大都市圈发展)
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小城市同步发展有很大问题。我只想拿中国国内的例子做比较来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是深圳，是个正面的例子：深圳
1，通过激烈的自由竞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2，深圳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带动周边城镇发展，周边城镇又从产业链上人的方面扶持深圳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循环; 3、政府很开明，支持产业发展但不干预经营，即使有些企业经营上出现问题一般也不会去救济(鼓励竞争)。4、深圳的工作，居住，文化环境建设有序。这样，深圳已成为集于电子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身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最有竞争性的国际城市。这是我对它的评价。
另外一个有争论的例子，鄂尔多斯，是一个大规模城建为导向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让鄂尔多斯出现了一片片的鬼城。城建结束了，其他产业没有跟上来，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经济难以为继。这使我我想起1990年以后在日本各地在人员稀疏的地方大搞高速公路、高铁等各种昂贵基建，没有回报的工程。日本目前仍苦于GDP两倍以上的公共负债就是这时候形成的。
二元户口制度改革进展缓慢
城市化是人口自动流动为前提的，人为地分成城市和农村二元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应该尽早原则放开;它不仅不符合市场决定人力资源分配的原则，实质上也在严重扭曲市场导向的城镇化进程。另外从人权的角度来说也是有问题的。我完全同意上午王小鲁老师的观点，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二等公民制度。
土地流转问题
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已经讲了很长时间。十八大三中全会也讲的非常清楚，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重庆有用地票解决土地流转的成功例子，但是不能推广，为什么?看来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无法协调的问题，受苦的还是农民。
改革开放前期，在地方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开发资金时，由政府低价收购农田，优先发展工业是有它的道理的。但到了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开发资金相当富裕时，土地流转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少子老龄化”，中国城市化时不待人
大家都知道1990年前后出生的人婴儿大约有3000万左右，而十年后2000年时降为一半变成1500-1600万人;16—19岁可到城里打工的年轻农民工前一段时间还有3500万大军，现在只有3000万人。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加之新生儿童数继续下降，这个数还会进一步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城市把这些年轻人拒之门外，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个很大的损失。
大家知道，老龄化的进度之快正在影响着中国大城市的活力，而中小城市的影响将会更严重。我希望中国政府重视起来，健全全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同时，要尽早纠正扭曲城镇化推进的一切障碍，使中国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谢谢大家!
（原标题：德地立人：日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