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在外部大环境改善的情况下，会按照自己的路径和轨迹，稳妥地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速可能会有1-2个点的下调，但是不需要太恐慌。在速度和质量的选择中，质量是优先指标，需要拼技术、知识和创新。”12月23日，在由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举行的2017-2018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发布会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陈东琪作出上述表述。
当前，学界和业界对明年经济的增长都有诸多预测。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增长6.5%左右”，多位专家认为明年经济增长目标或仍定在6.5%左右。对此，陈东琪表示，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很难，但实际上是一个概率事件。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6.5%以下的概率?
陈东琪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确实存在不稳定性，包括三大风险，加上脱贫任务、污染控制、房地产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增长趋势以及内在逻辑演变来看，明年经济增长大概率还是会在6.5%以上。
“但也有增长的上限，想要增长到7%是很难的。” 陈东琪说，“总的来看，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中国明年的出口空间相对较大。而就国内来看，上推和下滑因素并行。”
陈东琪认为，国内存在这些下拉经济的因素：房地产面临调控，去产能任务还没有完成，同时还有去杠杆的任务。上推因素包括农业、服务业投资增长，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新生态劳动力发挥作用，创业环境改善，新登记的企业数量增长迅速。
在美国央行缩表、加息、减税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应对?在12月23日由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举行的2017-2018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原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紧不松，“以不变应万变”。
今年12月13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今年美联储第三次加息，此前两次加息分别在3月和6月。其中，今年3月和12月美联储加息后，人民银行也随之上调政策利率。
“但12月上调幅度很小，仅0.05个百分点，而6月则未上调，表明我国并非跟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盛松成说。
盛松成表示，美国明年应该是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合。前者通过减税和提高财政赤字率，后者则通过加息和美联储缩表。
盛松成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流动性仍将较紧，市场利率将在高位小幅震荡。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兑美元可能在6.6左右。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险阻、破浪前行，高度重视质量管理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整个十九大报告中，“质量”一词出现了16次之多，“质量第一”“质量强国”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之中。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质量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了1985年7月小平同志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的一篇谈话，题目叫《抓住时机，推进改革》，这是“质量第一”这句口号的源头。邓小平谈道，“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实地抓”。
作为中国产业工人和工业品牌的集聚地，上海一向以其精益求精的质量管理而著称。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彼时的上海也曾为企业产品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问题所困扰。1988年11月，联邦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1984~1986年曾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威尔纳·格里希来到上海，考察了17个企业后，这位“洋厂长”应约与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会面长谈。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收录的106篇文章中，这是唯一一篇朱镕基处在“配角”位置的文章——文中的主要内容是听取格里希对中国、主要是上海工业产品质量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的“吐槽”。
我想该书原文照录25年前这篇“喧宾夺主”的讲话，是有深刻寓意的。今天重温格里希当初的提醒，仍然让人万分感佩：“生产企业不应有出口标准和国内标准两种质量标准，如果好的出口，坏的卖给国内，产品就会失去信誉，这样的工厂在德国要破产的”“你们的市场没有竞争，但总有一天会出现竞争的，而且这种竞争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只有质量好的产品才能卖出去”“我相信通过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质量意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些“旧事”，对于我们理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重提“质量第一”有何启发呢?
其一，两者都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问题意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转型时期，是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阶段，一些企业“皇帝女儿不愁嫁”，缺乏足够的动力调整产品结构、对接市场需求。在当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产品积压、一方面是市场急需的物资短缺的悖论。呼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生产线、面向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几乎成为那个年代企业管理领域众多讲话、文献的高频语句。提高产品的质量意识，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观点，而隐含着市场导向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刻内涵。因为，没有市场需求的“傻大黑粗”产品，尽管也凝结着“无差异劳动”，但其结果只能转变为库存积压，没有效益，质量也无从谈起。我们当下所谈的“质量第一”，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淘汰过剩产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其二，尽管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所面对的时代环境和问题性质并不相同。首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时期的“过剩”仍是一种表象，本质上仍然没有跳脱“短缺经济”这一根本陷阱。而当下中国的产能过剩却是普遍性的事实。其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时期，对产品质量的强调更多是基于“三来一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改善产品质量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在经济低迷状态下改善出口状况。而当下中国的这一轮产品质量强国战略首要是服务于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解决“一个马桶盖”引发的国内消费者需求整体升级问题，直接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中国经济体量和经济结构历史性变迁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转化的重要训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仅是一种企业管理行为，更是打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攻坚战，提升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相适应的供给质量的必由之路。唯有以质量提升推进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才能不断引导整个经济体系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原标题：陈东琪：质量是中国经济优先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