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有五个省区市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分别是辽宁、吉林、北京、上海、天津。其中京沪2017年常住人口分别下降2.2万、1.37万，天津下降了5.5万。此外，2017年辽宁常住人口下降了9.1万，吉林下降了15.6万。
当常住人口不再增长，而是进入收缩的轨道，对城市和地区会有什么影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从各地已经公布的2017年统计公报等，全国有5个省市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和吉林。
可以看出，目前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的主要是北方地区。此外，相当一部分北方省区市尽管出现常住人口正增长，主要是原因出生率高于死亡率，使得自然增长率为正导致的。扣除这一点，则某些地区也出现了常住人口净流出，包括山东、河南、内蒙古等地。
对很多地区来说，如何面对一个常住人口惯常负增长的时代，无疑是一个考验。
“北方很多地方常住人口增长慢，甚至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背后与这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像天津和北京在进行功能疏解，东北地区是重工业发展受到了影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教授指出。
他认为，“下一步可能各地经济发展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常住人口可能也会变化很大。”
部分地区常住人口净外流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有五个省区市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分别是辽宁、吉林、北京、上海、天津。其中京沪2017年常住人口分别下降2.2万、1.37万，天津下降了5.5万。此外，2017年辽宁常住人口下降了9.1万，吉林下降了15.6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东北三省中，黑龙江的常住人口数字尚未公布，不过该省统计部门的一份报告指出，预计全省人口总量将由2016年的3799.2万人减少到2030年的3636.7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0.2万人。
这些地方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生率低。比如辽宁2017年自然增长人口下降1.9万，自然增长率为-0.44‰。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常住人口外流。比如2017年辽宁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减少9.1万，该省常住人口净外流了7万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有些地方常住人口下降，还与外来户籍人口从本地流走有关。
比如2017年末，天津全市常住人口总量1556.87万人，较上年减少5.25万人；其中人口自然增加1.21万人。但是外来常住人口总量498.23万人，减少9.31万人。
此外，还有一些地区，尽管常住人口是正增长，但如果扣除自然增长因素，则出现了常住人口净流出。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内蒙古等地均是如此。
比如，山东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死亡人口73.82万人，自然增长人口101.16万。但是，山东实际常住人口在2017年只增加了58.83万。换句话说，2017年，山东约有40多万常住人口外流到其他省市自治区。
按照类似算法，扣除自然人口增长，河南2017年有38万常住人口净流出，湖北2017年常住人口流出了15.95万，江西流出了5.7万，湖南流出了4.2万。
此外，河北、青海、甘肃常住人口是净流入，但是整体增长很少，比如河北仅仅流入了100人左右。这也表明，北方人口净流出形势较南方严峻。
为何出现这样的状态？
国务院参事杜鹰认为，最近几年，南方与北方之间的经济增速开始拉开，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个百分点扩大到2017年的1.4个百分点。“2017年，南方实现GDP占全国总量的61%，是1980年以来占比最高的时期。呈现出全国经济增长南快北慢、经济增长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自隋唐以来到近代，我国地区的差距主要就是南北差距，而近代以来我国地区差距主要是东西差距。现在，又出现了南北的差异，这个值得好好地研究。”他在4月1日举行的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上说。
经济结构变革导致
杜鹰认为，中国正处在结构变革和功能转换的特殊时期，过去那种依靠拼资源，把外延扩张进来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大背景下，凡是资源加工型和传统产业为主的地方，凡是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地方，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的困难就更多一些。 而基础较好的地方，市场化程度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结构变革的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杜鹰说。
他认为，各地要改善好营商环境，发挥本地的优势。“比如广东为什么这几年发展比较主动？就是利用其他地区的科研成果，拿到当地搞产业化。”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广东2017年自然增长人口只有100.53万，实际常住人口新增了170万。换句话说，有约70万外省常住人口流入了广东，成为广东常住人口（需要居住6个月以上）。
另据了解，2017年其他常住人口净流入快的地区，还有浙江、新疆、重庆等地。不考虑自然人口增长因素，浙江2017年常住人口净流入了31.3万，新疆流入了19万以上，重庆是流入了14万左右。
另外，江苏、安徽、四川、山西、西藏、福建、宁夏、海南等地常住人口，都是处于净流入状态。
这些地区常住人口流入事出有因。比如，广东和浙江经济形势较好，海南气候条件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四川、重庆一度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处于快速净流出状态，目前，这个趋势在扭转。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指出，要仔细分析北方各地常住人口外流的原因。
比如东北常住人口外流，与华北常住人口外流原因不同。由于东北体制机制的原因，导致东北经济发展机会以及就业机会相对匮乏，更多人向其他地方寻找发展机会。而在华北地区，过去较多重工业企业布局在当地，如今政策正在调整这类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而北京天津地区人口外流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管理。政策的制约、生活成本高等因素导致外来流动人口难以承受其压力，在其他城市陆续出台吸引人口的政策之下，北京天津常住人口出现外流的情况。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东北、华北地区发展机会的萎缩，导致人口流向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最终会呈现出区域发展之间平衡与不平衡的动态变化。”他说。
人口流动的真相。人口仍然流向一二线，三四线人口回流证据不足。根据常住人口增速来看，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人口增速一直处于0.3%左右，低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0.5%，也远低于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速。当前，一线人口流入放缓主要与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直接相关，而优惠政策和经济迅猛发展是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的主因。目前少数三四线城市出现人口流入，一部分是因为一二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使得周边三四线城市人口也出现流入，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务工人员返乡养老。但是这一块占比有限，三四线的人口增速整体依然低于全国平均增速，意味着整体来看人口在流出。当然，三四线城市的城镇人口占比在逐年提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不容忽视。
展望未来，三四线城市人口仍将流出，二线城市将成为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受到人口红线的约束，一线城市人口流入将持续放缓。二线城市相比于三四线拥有更好的生活资源和更多的发展空间，这一趋势中期不会发生改变，未来年轻人仍然会选择加入二线城市而不是回到家乡。此外，未来溢出效应仍会持续，一二线周边的三四线城市和其他三四线城市也将出现分化。
房价上涨的真相。房价短期上涨与棚改货币化相关。尽管三四线城市人口回流非常有限，但是三四线的房价全面上涨是事实。人口流动与房价上涨的矛盾其实在于人口对房价的影响属于长期变量，而房价短期的大幅增长与棚改货币化密不可分。资金从央行流出，经过国开行和地方政府最终为拆迁居民提供资金购买本地住房，这一做法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需求，会推动房价上涨。未来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不可持续。考虑到房价与人口长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的趋势使其不具备房价长期上涨的基础。当然，三四线城市中大量农村进城人口确实也带来了本地新增需求，但近几年的房地产销售实际上透支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购房需求。
消费增长的真相。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和农村居民入城推动三四线城市消费增长。近年来，三四线城市的总消费表现优于一二线，主要原因在于房价上涨对三四线城市的财富效应更明显，而对一二线城市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此外，三四线城市大量农村居民入城之后，随着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规模也会扩大。三四线城市消费增长会有一定程度放缓。随着城镇化推进，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提升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本轮房价上涨过后，部分城市房价收入比偏高，同时居民债务扩大，房价上涨对三四线城市消费的挤出效应在未来将逐步强化。
地产投资承压，消费增速下滑。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和投资占全国总量的比重都接近或者超过50%。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回落将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产生较大的向下压力。一旦房价不再上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供需失衡将压制销售，最终导致房地产投资回落。同时，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增长放缓将拖累我国消费增速。目前，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对消费的影响正从促进转变为挤出，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将逐渐明显。尽管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总量，但消费升级并没有结束。未来，一二线城市将成为创新消费的主阵营，而三四线城市将成为知名消费品牌扩展市场的蓝海。
2017年北京和上海人口均出现负增长，在一线城市严格控制人口的情况下，三四线城市是否会出现人口回流？这些城市的房价上涨和消费升级又是否能持续？
1.人口流动的真相
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步，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三四线城市是否出现了人口回流。
人口仍然流向一二线，三四线人口回流证据不足。按照统计局的划分，我们将城市分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及以下城市。根据常住人口增速来看，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人口增速一直处于0.3%左右，低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0.5%，也远低于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速。这说明人口仍旧存在由三四线向一二线城市涌入的情况。
但一二线城市之间出现分化，一线人口流入放缓而二线人口流入加剧。2017年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下降至1.4%，尽管二线城市2017年数据还未完全公布，但是从趋势来看，人口流入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这说明，二线城市承接了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出。
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放缓主要与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直接相关，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在2017年双双出现负增长，而广州和深圳的人口仍然保持了3%和5%的正增长。近年来，上海和北京不断提高落户条件，而广州和深圳放宽人才落户限制，两者的区别恰恰说明人口流入放缓与行政控制人口相关。
但是在一线严控人口的情况下，人们并没有选择回到家乡，而是转投二线城市怀抱。
面对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出，二线城市纷纷把握时机，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人才落户。例如，长沙和成都出台了先落户后就业的政策，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借毕业证就可以办理落户；而南京、杭州、长沙等地还为符合条件的应届生提供了各项补贴。当然，除了优惠政策以外，二线城市的经济迅猛发展也是人口持续流入的重要因素。以杭州、天津、成都、武汉为首的强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速要明显快于西部和北部的弱二线省会城市。
少数三四线城市人口出现流入，一部分是因为一二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使得部分周边三四线城市人口也出现流入，例如昆山市的常住人口增速一直维持在1%以上，2016年甚至达到4.6%。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务工人员返乡养老，早期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城市，可能存在大量年龄较大的务工人员返乡养老的情况，例如广元、信阳和永州。
但是这一部分占比有限，三四线的人口增速整体依然低于全国平均增速，意味着整体来看人口在流出。根据我们对160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统计，2010年-2016年常住人口增速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城市仅有63个，其中人口增速超过1%城市仅有5座。
当然，三四线城市的城镇人口占比在逐年提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不容忽视。2010年以来，我国每年平均减少农村人口1400万人，由于一二线城市的农村人口占比较低，所以城镇化对三四线城市的城镇人口提升效果更强。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计算了部分省份三四线城市2010年-2014年的农村人口变化幅度，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农村人口缩减幅度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展望未来，三四线城市人口仍将流出，二线城市将成为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根据十三五规划，目前上海、北京和广州的人口已经接近自己设定的2020年人口上限，而深圳的人口增长空间也不大。预计未来，一线城市人口流入将持续放缓。而二线城市相比于三四线拥有更好的生活资源和更多的发展空间，这一趋势中期不会发生改变。在一线严控人口的情况下，未来年轻人仍然会选择加入二线城市而不是回到家乡。因此，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出现象将会持续。
当然，未来一二线周边的部分三四线城市也存在人口流入的情况，并且随着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和产业外迁，溢出效应会更加明显，未来这部分城市和其他三四线城市将出现分化。同时，人口老龄化以后，部分农民工陆续返乡养老，预计这一趋势在未来也将会逐步增强，但是并不改变年轻人向一二线城市流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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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全国已有5个省市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北京上海在列）
